海果汇专家谈奸诈狡猾李嘉诚见风使舵

    更新时间:2017-12-16 08:01:09 浏览量: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绝对的公平,更不能人人平等,唯有识时务者方能成功,奸诈狡猾李嘉诚见风使舵。

  海果汇专家认为,无论李嘉诚的事业发展到如何庞大,获得的盛誉有几多,他永远不会忘记砸铁桶,卖煤球,卖塑胶花的岁月。

  塑胶花是李嘉诚的天使,把他引入辉煌事业的大门,坚定了他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让为他赢得创建伟业的第一桶金,更使他获得磨练积累经验。

  有人说,李嘉诚何以从小老板变为塑胶花大王,把握房地产市道良机,兵不血刃以7亿搏60亿,连续多年稳踞全球华人首富宝座?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总能用独门绝技打败对手,从而赢巨额财富。他过人之处就是长袖善舞诡计多端。

  大家知道,著名的36计有: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

  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

  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施行欲擒故纵之计,需要等得、忍得,输得起,绝不为小利小贿而斤斤计较,原因是一计之行使,不能被对方识破,如被对方识破,则一切等于泡影。

  欲擒故纵之计首先重在擒字,因为故纵乃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所谓放长线钓大鱼的长线是也,这条长线必须有韧性,既要牢牢缚住那条大鱼,还要收发由心,实在不是简单的事。

  等待也是经商的一种战术。李嘉诚曾经就运用这种等待术,试图伺机而出,用的就是欲擒故纵经商之计。

  正在这时,时势陡变。随着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关系发生动荡,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势必要卷走资金,因此汇率大降,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再加上欧美、日本经济衰退,影响到香港地产市场滑落,楼房有价无市。置地所欠不仅无法偿还,仅一年的利息就等于贴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业全面崩溃,置地坠入空前危机。当时,置地亏损了13亿港元。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在同期,怡和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向纽璧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因此而黯然下台——1983年9月20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家公司主席职务。

  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事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由凯瑟克家族的西门?凯瑟克接替他。

  西门?凯瑟克尚还没有正式上台,港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以“对怡和新大班来说,战役才开始”为标题,报道怡和高层变动及未来走向。

  李嘉诚作为怡和最大的潜在对手,始终密切关注着怡和的所有变动。他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庭的报道,从中探寻置地下一步的发展轨迹。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一系列计划,就是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为求自保,这也是置地不得不采取的悲壮之举。

  核心业务自然就是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置地不管怎样都要保住其旗舰地位,而置地又是欠债大户。

  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凯瑟克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外人笑置地:“早知这样,何必当初?”然而置地已没有时间顾忌这些,正忙于寻找买家。

  李嘉诚自然是置地的首选买家。对于财大气粗的李嘉诚来说,当然出得起理想的售价,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觊觎之意。

  然而令西门?凯瑟克深感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吗?

  李嘉诚欲擒故纵,让西门?凯瑟克如坠云里雾中。最终,西门?凯瑟克还是按捺不住性子,于1985年1月21日傍晚7时,派员前往李嘉诚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

  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时,公众要求港府立法打击楼市投机的呼声愈发高涨。人们预计,条例出台,将为期不远。

  众人皆知,港英当局对强大的华资地产财团感到畏惧。十大地产上市公司(仅置地为英资),占香港总计市值的二成以上。

  实际上有不少大鱼漏网,例如太古地产,后来归人太古公司成为综合股,很多从事他业的巨富,也把重点转移到地产上。

  香港有一半以上的资产都被地产商和兼做地产的富商所控有。特别是十大地产控制了同业地产值的五成以上。实际上,地产巨头是松散的垄断性集团。

  过去有一句话流传非常广:“控制香港的是港府、汇丰、马会、怡阳。”自从80年代后期起,一部分人这样说:“控制香港的是港府、汇丰、马会、地产商。”

  港府对地产商垄断财富耿耿于怀。无独有偶,港府官员和亲英人士,能在众多的行业寻找到众多的“知音”。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

  香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真正为本港赚来外汇、积累财富的主要是贸易、航运、工业,等等,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上,地产商获利最大,并且大得离谱。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香港这样最富的阶级几乎全集中在地产界。过去香港并不是这样,大富豪分散在贸易、零售、航运、金融、地产、工业等行业。

  现今,在富豪榜上,其他行业的富豪逐步被挤下去——除非他们抱住了地产。其实,这种现象是香港经济衰退的前兆。”

  李嘉诚一贯擅长在低潮时补地价。堪称补地价的经典之作,是黄埔船坞发展黄埔花园大型屋村,工业用地改作商业住宅用地,按1981年市价计,李嘉诚需补28亿多地价。

  李嘉诚延至1983年,香港信心危机、楼市崩溃之时与政府拍板,最终以3.9亿港元的惊人低价达成协议。

  为李超人击节喝彩,也有一些分析家唱反调,认为李氏是以牺牲政府的收入为代价,才获得了那样的战果,假如人人都效仿,不啻是政府的财政灾难。

  或许是有关官员掉以轻心,或许是对市道预测失误,李嘉诚又打了一场漂亮仗。丽港城与海怡半岛的宏伟大计,涉及庞大且复杂的油库、港灯电厂和青衣联合船坞换地补地价。

  李嘉诚则在“八七大股灾”后几个月搞掂(办妥)。之后,楼市全面复苏。港府没有按制判的价码得到补地价收益,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呀。

  1989年后,香港再爆信息危机,兴起移民走资迁册潮。到1990年,地产业道奄奄一息。聪明的李嘉诚,将补地价谈判选在这个大好时机,亲自出马,殷切之极。

  吃过数次败仗的港府官员,总算被超人“调教”得异常聪明而且警觉。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效仿超人实行拖延战术。

  1992年春,南巡讲话,内地改革的巨浪波及香港,香港楼市水涨船高,地价腾飞。港府又来与李氏拍板,最后谈判结果,补地价38亿港元。

  李嘉诚虽未在补地价上占到便宜,但他搞掂重建计划,也非一件易事。但李嘉诚的欲擒故纵之计运用的可真是妙,同时,也说明了生意场上有得必有失,胜败乃兵家常事。

  对香港人来说,李嘉诚意味着财富,早在1987年,国际权威财经杂志《幸福》曾估计李嘉诚拥有25亿美元的家产,名列世界第26位,李嘉诚荣登了“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这些都益于他的“打草惊人”之计,所谓的“打草惊人”,就是果敢出击的方法,先把自己的资金投准,让自己的实力强大起来,并一步一步打好基础,起到惊人作用,这样就会使自己获得优势。

  五十年代末的香港,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弹丸之地的香港一下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之珠”。

  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香港如同三、四十代的大上海一样,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三山五岳人士挟财带宝纷纷而来。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香港,瞬间变成一个寸土尺金的地方。

  李嘉诚深知随着香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李嘉诚果敢出击地将投资重心转向经营房地产的物业上。

  1958年,在香港北角,李嘉诚购买土地兴建了一座12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

  到了1960年的时候,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把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加起来一共有12万平方米。

  李嘉诚在这股经营房地产的狂潮中,一边继续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地大兴土木,建造一幢幢厂房,同时却异常谨慎的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市场的走向。

  不敢轻易冒险。他始终不忘自定的经济发展方针,“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但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还是将经营塑胶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的巨额租金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的经营上。

  由于银行对地产的过度以及因素,1965年2月爆发银行,在挤提狂潮中,许多家银行的分行倒闭,甚至是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受控于汇丰银行。

  在银行危机的猛烈冲击下,房地产价格暴跌,许多建筑公司纷纷倒闭,从而出现了战后房地产业第一次大危机。

  1967年,危机还一直在延续。就在香港经济正待恢复的时候,1967年5月又爆发反英抗暴事件,这就严重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香港的地价、楼价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建筑业的活动完全停顿。

  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将工厂利润和物业租金换成现金存放,并且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有关信息资料,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用现金,用最低价格收购那些急于将物业脱手,急需现金,弃船而去的“有识”之士的地皮和旧楼。

  从1959年至1969年,在香港经济几度沉浮的动荡岁月里,在人们争先恐后的抛售大量地皮、物业的时候,不急功近利的李嘉诚在给自己留有余地——“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和大量物业的基础上,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

  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现金将购置的旧楼翻新出租,再用所得利润全部换取现金大量收购土地,并且采取各个击破,集中处理的方式,将土地以点带面,以面连片的纵横交错地发展。

  在倍受港人关注的香港《资本》杂志每年列出的富豪榜上,李嘉诚又居榜首,被人们称为“超人李”、“大哥诚”。

  然而,内地的人们更忘不了他那拳拳爱国心,一片桑梓情。1990年2月8日,由李嘉诚捐资6亿港元创办的汕头大学落成,在海内外一时传为佳话,称赞李嘉诚做了件“扎扎实实的事”。

  李嘉诚在香港及亚洲经济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嘉诚的成功,其果断决策起了决定作用:反应敏锐,果断处事;能进则进,不进则退。

  李嘉诚,是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主席。关于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的神奇故事,港人耳熟能详,内地人也略知一二。

  1928年李嘉诚生于广东潮州,11岁那年,家乡遭到日本人的侵占,不幸沦陷。父亲只好携带家小,背井离乡,流落到香港。李嘉诚在香港只念了两年书,父亲就病逝了,家庭陷入困境。

  为了供养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3岁的他毅然挑起了小当家的重担,轰学谋生,砸洋铁桶,卖煤球,踏进了五花八门的社会。

  李嘉诚为一家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还利用工作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胶玩具厂的总经理。

  50年代中期,欧美市场兴起塑料花热,家家户户及办公大厦都以摆上几盆塑料制作的花朵、水果、草木为时髦。

  李嘉诚当机立断,丢下其他生意,全力以赴投资生产塑料花。他建立的“长江塑料厂”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料花工厂,他也被誉为“塑料花大王”。

  60年代初期,塑料花生产仍然被看好,但他预感到塑料花市场将由盛转衰,于是立即退出塑料花业,重操玩具等行业,使他避过了一场危机。

  说起创业的艰辛,李嘉诚感慨良多,充满:当年长江塑胶厂,只是生产一些普通的塑胶玩具和家庭用品,经由出口洋行运销欧美。

  在最初的10年间,每星期要工作7天,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晚上还要进行自修,加上工厂人手不够,自己要身兼买货、接单等工作,经常睡眠不足,早上必须用两个闹钟,才能惊醒起床,这可说是最难过的时刻。

  正是当初创业的艰难,炼就了李嘉诚具有苦干实干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无论干何事也都不辞劳苦,全力以赴。

  7年后,长江塑胶厂发展成为长江实业公司。1958年,胆大心细的李嘉诚看准时机,当机立断地把长江公司的业务转身地产。由于股票和地产价格飞涨,长江实业得到迅速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那年5月,香港政府为兴建中区的地铁中环和金钟站地面建筑举行了公开招标。

  各大财团为争夺这块黄金地段的兴建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李嘉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资怡和财团控制下的置地公司,因为它背靠香港政府,又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素有“地产皇帝”之称。

  激烈竞争的结果,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战胜实力雄厚的“置地公司”,开了华资吞并英资的先河,被人们称之为“小蛇吞大象”。

  70年代后期,香港热得烫手,他迅速投资入市炒作,毫不手软。他首先瞄准的目标是英资怡和集团的“九龙仓”,悄悄地买入,果断地抛出,净赚5900万港元。

  1978年,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另一家老牌英资公司“青州英妮”,很快在上收购了“青州英妮”25%的股票,并出任该公司的董事。

  李嘉诚从汇丰银丰购进了9000万股英资公司和记黄埔的股票,占和记黄埔公司22.4%的股权。李嘉诚的这一举动轰动了海外,此后,他成为和记黄埔公司董事会主席。

  李嘉诚另外拥有的两家香港挂牌公司是“香港电灯”和“嘉宏国际”。在经营投资策略上,李嘉诚可说是目光如炬,家家公司在他的运筹帷幄这下连年都有厚利可图。

  近几年,李嘉诚从事海外投资。在内地,除了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外,他在1986年拨出40亿港币在江苏无锡附近兴建了一座发电厂。

  1981年1月1日,他正式出任老牌英资洋行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就这样,李嘉诚的资产像吹气泡一样膨胀起来,成为香港首富。

  俗语说:不是猛龙不过江。40年来,李嘉诚从经营塑胶业、地产业到掌握多元化的集团业,力挫群雄、不折不挠,终于成为香港工界的一条“猛龙”。

  他在香港及国际上控制的业务相当广泛,从地产、码头、银行、酒店以至通讯卫星等,他的业务经营领域,早已越过太平洋,向美国、向世界伸展,成为中国的骄傲。

  隔岸观火之计突出一个“观”字,对于一个商人来说,需要的是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能判断究竟该怎样采取经营战略,因为投资者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一张牌。

  李嘉诚认为投资者至关重要的一张牌就是决策。李嘉诚打出投资海外的牌,可谓大手笔。他的“投资长线”做法,常是屡见奇效。百战不殆。

  “投资长线”就是指尽可能从长远角度去分析一项投资的价值大小,也就是说,投资者必须要有“大踏步跨到远处去”的决心。坚决做出长线亿的惊人低价,投得温哥华一幅比铜锣湾还大的地皮。物业计划全部完成,投资自然在百亿以上,其中李嘉诚就占了一半股权。

  加拿大地广人稀,这种地方的地产既是好做的,又是不好做的,最启码不会像香港这样地产巨富辈出。李泽钜推出的万博豪园一鸣惊人,香港传媒炒成琼楼玉阁;但盈利如何,却没有任何报道。

  香港曾经有不少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超人的海外投资击节叫好,而现在却纷纷反戈一击,指责李氏错误的海外投资判断,说他过于冒进。

  当年,正当李嘉诚海外投资风生水起之时,地产好友李兆基挟资飞往加拿大。他出师不利,收购煤气公司惨遭失败。

  其后,李兆基只好扯超人衫尾,在超人立的地产项目中分得少许股权,另外,买一个小地盘聊以。至于郭氏家族,年迈的郭得胜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无力亲赴海外,也没有叫儿子进军海外。

  郭氏家族与李兆基都属于低调之人,即便在公众场合,也都是守口如瓶。故而,人们弄不清他们是迈不开跨国投资的步子,还是不愿迈大步。

  他们在一心地打理,栽下的每棵树,都结下丰硕的果实。和黄发展海外港口业务,从英国开始推展到欧洲德国和美洲。

  1999年,据有关消息透露,李嘉诚控制的和记黄埔集团,正积极接洽,打算收购苏哈托第三儿子胡托莫所拥有的“恒布斯集装箱转运站”。

  由和记黄埔集团旗下“和记港务公司”进行着收购谈判工作,其印尼顾问为郭英喜领导的印尼资产管理集团公司(AMGI)。已先后同胡托莫等人商谈价格,或许以1.45亿美金成交。

  在印尼的《罗盘报》报道说,恒布斯集装箱转运站负责管理、建设和经营的首都海港第三货柜码头,遭遇经济危机之后,欠下巨大呆帐,奄奄一息,已面临破产边缘。

  和记港务公司有意买下,以便重新整顿建设,进一步发展印尼的进出口业务。在1998年3月31日,和记黄埔集团就已进军印尼港务业。

  当时通过哈比比政府的国营企业部长,和记港务公司买下雅加达国际集装箱码头(JICT)51%股份,事实上已控制了雅加达海港第一集装箱码头和第二集装箱码头的营运管理,是李嘉诚集团续巴拿马运河营运权后,在全球控制的第17个国际集装箱码头。

  雅加达海港只有3个集装箱码头,如果和记港务公司买下“恒布斯集装箱转运站”后,就等于李嘉诚的公司控制了全部集装箱码头,因此印尼有人以反对由外资垄断为理由,表示拒绝和记港务进一步收购行动。

  当美国在1999年年底从巴拿马运河撤离时,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通过竞标赢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管理权。一部分美国人就此声称,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经营港口会危及美国安全。

  李嘉诚急忙向新闻界表示,他属下的和记黄埔集团不会通过在巴拿马运河投资兴建集装箱码头来控制运河的航权。

  据《解放日报》报道,李嘉诚说,和黄集团在巴拿马运河只是进行一项集装箱业务的投资,与控制权没有一点关系。

  他还强调,和黄集团只是在巴拿马经营集装箱业务的公司之一,和黄与一些美国和中国公司相比,甚至不是最大的集装箱经营公司。

  李嘉诚上述发表的看法是针对美国总统克林顿11月30日的谈话。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吹风会上说,对于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聪明人办事的方法是避重就轻,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动脑筋。找到成功的因素和条件。当然,这需要的是眼光和判断。

  如果说。塑胶花为李嘉诚掘得第一桶金,那么。下面说的这个故事,则为李嘉诚成为巨富奠定了基石。因为他采用的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1966年底,近两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香港房地产业开始复苏。但就在此时,内地的文化大开始波及香港。

  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处”事件,香港掀起“五月风暴”、“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

  移民者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自然,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对于具体状况来说,他相信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实际上道理非常简单,若要收复,1949年就可以收复,为何要等到现在?

  李嘉诚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采取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把这看作是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趁整个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不动声色地大量收购。李嘉诚把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很多朋友为他的“冒险”捏一把汗;甚至有一部分地产商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业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刚开始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达到390万港元。

  人的一生应当明智择取,不能全部为自己而挖空心思,该舍的时候就要舍,该取的时候就要取。这就是所谓的舍小取大。

  当然,李嘉诚的财富并不仅仅是靠节俭积攒而来,更多的财富是靠诚实经商获得的。但我们并不能排除,在财富的积累上,节俭占据着重要作用。

  如果挥金如土的话,就是再多的财富也会坐吃山空。拿个简单而实在地例子来说,在香港山顶区一幢豪宅就需耗资数亿港元。

  李嘉诚居住了30多年的大宅市值约1亿港元,而同在深水湾、浅水湾豪宅区的郑裕彤大宅市值约数亿港元。另外,一艘超豪华游艇的耗资也需要数亿元。

  1989年,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0.47亿港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港元,该系华置盈利1.56亿港元,董事袍金0.36亿港元。

  该系中娱亏损O.61亿港元,董事袍金O.36亿港元,保华亏损O.53亿港元,董事袍金仍不菲。仅刘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达1亿港元,因此,有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他曾与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的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低得多。不过,即使我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都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少。

  对李嘉诚仅拿象征性的袍金,业界人士深表折服,但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又不是大股东,我一家几口人靠什么吃饭?”

  天下经商者,皆为利,正如那句俗话所说:“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李嘉诚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在这个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李嘉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二、聪明的商人都明白“没有金字塔底就没有金字塔顶”的道理,如果没有小股东的支持,大股东是做不出局面的。

  三、“以利还人”是维持大家继续“扭”在一起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利益均沾。李嘉诚这一点做得非常出色。

  李嘉诚经商时信守“共同赚钱”的生意经,他坚信做生意不可能一个人占尽所有利益,总是“一块蛋糕大家吃”,也即经商中存在着双赢战术。

  李嘉诚懂得“利人为先”的技巧,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共享原则,所以他能把自己的财富奠定在厚实的基础上,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他时刻牢记“宁亏自己、不亏大家”的做人经商信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原国家)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

  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一般都是很难的。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

  有买“壳”者,就会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也就是所说的上市地位。

  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是泰富发展前身。经过几次的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被曹氏所持有。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磅”。

  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克绍箕裘,所以才萌生了出售的念头。

  如果没有这个传言,市场就不会有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3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没有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由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了备贻公司,提出每股254港元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郑裕彤获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获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得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备贻要想获成功,就必须有恒昌大股东支持。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新财团Great 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是每股336元(高出备贻82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

  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在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本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有的恒昌64%股权。

  突然,荣智健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一部分人说荣过桥抽板,也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对于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李嘉诚很爽快地接受,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不但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还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

  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有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1993年上半年,中泰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分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票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的联手合作,成为佳话。从这里看出,钱是靠大家赚的,懂得以得还人才会获得更多的利润,给人以丰厚的回报。

  你要想成就大事业,就要尽量争取与更多的人合作,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因此,必须把利益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这不但包括下属的利益,更包括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

  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他通常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来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

  李嘉诚在与“客卿”的合作中,也非常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到仁至义尽。杜辉廉是曾为李嘉诚的事业鼎力相助的一个“客卿”。

  他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英国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委任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唯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购并,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杜辉廉是长江多次收购战的高参,并实际操办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所以,业界人称他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

  但杜辉廉并不属于李嘉诚属下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要他担任长实董事的邀请,是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

  但他绝不是因为李嘉诚没有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使重情重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找机会报答他。机会终于来了。

  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杜辉廉相助之恩。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

  因为这些商界巨头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就欣然答应。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百富勤在18路商界巨头的大力协助下,发展势头迅猛,前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也分拆出另一家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主席。

  1992年时,该集团年盈利已达到了6.68亿港元。当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巨商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其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的“安全”线。

  虽然李嘉诚并不想从百富勤赚得一分一厘,但李嘉诚持有的5.1%的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了大笔红利,这就是因为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他不想赚钱,也得赚钱。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场所也是在,其中,被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的杜辉廉,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嘉诚得到“客卿”的大力相助,也可以说是“善有善报”的延伸。所谓“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对那些目光短浅,只贪图眼前利益,做生意时只想着自己独吞的人来说,结果往往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真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嘉诚说过:“如果做生意只想着自己赚,而不让对方赚一点,绝对不能干这样的生意,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事事斤斤计较,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也会给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一方面衬映出李嘉诚的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经商的最终目的在于不断地壮大自己,但是绝不能只求发展自己而不顾别人,特别是在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分出个高下,那样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

  不如换种姿态,共享利益才是明智之举,在互惠互利中,你捞到的钱远胜于你单枪匹马赚来的利润,同舟共济、强强联手,就会所向无敌。

  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收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开创了以蛇吞象的先河。

  以蛇吞象,顾名思义,就是以小博大,能够以蛇吞象的企业往往是传奇性的企业,“以蛇吞象”也是国内企业一直津津乐道的扩张策略。

  开创以蛇吞象扩张模式的企业家,以香港超人李嘉诚最为著名,在李嘉诚经营企业的数十年中,他利用以小搏大的方法大打收购之战,终于实现了建立庞大的跨国集团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的和记黄埔,由英资四大家族之一的祈德尊爵士掌舵,公司从事码头仓储、贸易和零售业务。由于祈德尊在本港及海外,大撒金钱过度投资于眼花缭乱的项目。

  1973年遇到石油危机,大跌,和黄陷入财政危机,挨至1975年时,大股东祈德尊家族只好出让其33.5%股权与大债主汇丰银行,以换取注资1.5亿来救亡。和黄的困境,使李嘉诚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商机。

  汇丰手头上这批股票,最终要找个好人家接手,得到汇丰银行垂青者,就可主宰资产60亿元的商业帝国。

  李嘉诚通过努力,终于使汇丰银行决定转手于他。1979年,汇丰银行以每股7.1元代价,把手头和记黄埔股份让给长江,只要求长实先付交易的两成(即6.4亿),余数可延迟两年支付。

  两年后,李嘉诚正式入主和记黄埔,当时旗下两间上市公司市值均是全港五大。同年《远东经济评论》就把李嘉诚称为香港的超人,并以人物为封面,自此李超人便成为李嘉诚的代称。

  1999年,其次子李泽楷旗下盈科数码动力以仅2063亿港元的资金并购市值为3140亿港元的香港电讯,再次创造了“以蛇吞象”的奇迹,遂成名震企业江湖的“小超人”。

  一九八六年,李嘉诚看好加拿大的石油业,投资三十四亿,收购当地赫斯基石油公司部分股权。不过,这趟属第—次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回报未符理想,反而过度扩张而令公司负债急升。

  最后他再动用三十五亿元全盘收购赫期基,掌握管理权。就是这样付出多一点,便能加快改革赫斯基的管理,最终得到可观的业绩。

  当自己有更多财富时,骤然问想做一些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有钱随时可以做得到,但等到你想用钱时才去想法子赚钱,是很困难的。

  以2OOO年计算,李嘉诚个人资产共九百八十三亿港元,他继续蝉联世界富豪榜第十位,也是第一位连续两年榜上有名的华人。

  此外,他拥有四间蓝筹股公司,业务市值达七千八百一十亿港元。包括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香港电灯及长江基建,占恒生指数两成比重。

  年时,香港电台一记者问他,已经拥有那么多财富,直至现在,你还这么努力工作是追求什么呢?李嘉诚便说出了以上的答案。

  李嘉诚年轻时,与未婚妻子庄月明在海滩漫步,曾以上述游泳的一番话来比喻自己隐健的个性,显示自己在事业上不会打无把握的仗,在家庭上更是—个绝对负责任的人。

  他这次“以蛇吞象”,用长实这约七亿元的总资产值,去吞并市场六十二亿元的和黄,成为当时香港商场上的创举,为日后华资收购英资财团,作了漂亮的示范。正如李嘉诚所言,他只是用了一元,就能买到两、三元的东西。

  在现今企业界中,可惜的是,太多的人都很自负于自己的天才,殊不知,像李超人那样的天才,并不世出,而且天才并不永远有天才之举,天才而自知为天才者,可谓有大智而勇毅过人。

  身为天才而不知天才者,睿智谨慎,君子厉夕惕,无咎,不是天才而自认为天才者,狂妄自大,肆意非为,最后莫不自取灭亡。

  以大博小为常态,以小博大为非常态,而一切非常态,绝不能作为相对原理。如此,以蛇吞象,需非常之人,借非常时机,偶尔为之尚可,如作为普遍规律,则谬之大矣。

  1950年夏天,李嘉诚立志创业,向亲友借了5万港元,加上自己全部积蓄的7000元,在筲箕湾租了厂房,正式创办“长江塑胶厂”。

  有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看到一则不太引人注意的小消息,说意大利某家塑胶公司设计出一种塑胶花,即将投放欧美市场。

  李嘉诚立刻意识到,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对物质生活将有更高的要求,而塑胶花价格低廉,美观大方,正合时宜,于是决意投产。

  他的塑胶花产品很快打入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同年年底,欧美市场对塑胶花的需求愈来愈大,“长江”的订单以倍数增长。

  直到1964年,前后7年时间,李嘉诚已赚得数千万港员的利润;而“长江”更成为世界上最大塑胶花生产基地,李嘉诚也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美誉。

  果然,两年后塑胶花产品严重滞销,而“长江”却已在国际玩具市场大显身手,年产出口额达1000万美元,为香港塑胶玩具出口业之冠。

  1963年,李嘉诚与表妹庄月明(即其舅父庄静庵之女)成婚,翌年生下长子李泽钜,次子李泽楷则在1966年出世。

  1965年2月,香港发生了严重的银行,人心惶惶,投资者及市民纷纷抛售房产,离港远走。香港房地产价格暴跌,地产公司纷纷倒闭。1967年,香港更发生反英,进一步使房地产市场陷于死寂。

  他反行其道,在人们贱价抛售房产的时候,却大量购入地皮和旧楼。不出3年,风暴平息,香港社会恢复正常,经济复苏,大批当年离港的商家纷纷回流,房产价格随即暴涨。

  李嘉诚趁机将廉价收购来的房产,高价抛售获利,并转购具有发展潜力的楼宇及地皮。70年代初,他已拥有楼宇面积共630万平方英尺。

  1971年6月,李嘉诚正式创办长江置业有限公司,翌年改组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在地产事业上大展拳脚。

  在后来多次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时期,趁楼价下滑,运用人退我进、人弃我取的战略入货,结果在楼市大升时获得巨利,使手上的资金暴增。

  1977年4月,李嘉诚投资2.3亿港元,以每股12.45港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财团控制的香港永高公司的股票1048万股,使其成为全资公司。

  李嘉诚在收购美资永高公司后,把目光和精力投注在雄霸香港的英资身上。香港地王——置地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当时,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

  经过一番细心研究,李嘉诚惊喜地发现,在经营方式上,九龙仓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于是决定收购九龙仓。

  当时,李嘉诚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龙仓和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关系并不平等。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龙仓,且拥有九龙仓近20%的股权。

  于是,李嘉诚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不显山不露水方式,悄悄地从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中买下了2000万股,约占九龙仓总股数的20%。

  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已是李嘉诚,而不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了。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20%的控股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线。

  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感到其中有戏,立即介入,九龙仓股随即被炒高。甚至各大华资财团、英资财团和一些外资财团,也纷纷加入,来分一杯羹。

  九龙仓股水涨船高,只升不降。1978年3月,九龙仓股迅速升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每股46港元。这已和九龙仓股每股实际估值非常接近了。

  这时,李嘉诚已经成功地控有了九龙仓近20%的股票。为了避免损失和引起庄家反击,李嘉诚非常明智地暂缓再吸纳。这时,九龙仓集团也已察觉是李嘉诚挑起的战火。

  九龙仓的老板立即布置反收购,为了增强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还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

  以怡和的现金储备并不能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怡和为了保住江山,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求助于英资财团的大靠山——汇丰银行大班沈弼。

  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日后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

  不谈长远,就说眼前,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然支持怡和,汇丰与怡和联盟,李嘉诚收购九龙仓肯定落空。还不如卖一个人情给汇丰。李嘉诚就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

  虽然李嘉诚答应不再收购,但是他也不会白白地把到嘴边的肥肉就这样吐出来。当时,李嘉诚知道正欲“弃船登陆”的船王包玉刚也在收购九龙仓股票,并且志在必得。

  于是,李嘉诚又卖一个人情给包玉刚。他约见包玉刚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包玉刚自然是求之不得。

  经过一番秘密协商,这两位华人商界泰斗达成以下共识: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

  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李嘉诚又把手头剩余的九龙仓股全部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得到了吞噬九龙仓的绝对优势。

  李嘉诚的这一进一出,即获纯利5900多万港元。从某种意义来说,商业中的交往,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利益的互换,只有学会付出,才会有所收获,这也是生意场上千古不变的规律。

  在这场九龙仓商战中,李嘉诚不但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还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这就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真可谓是“一石二鸟”,堪称商战的上乘典范。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

  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李嘉诚控制的长和系旗下包括四家公司——长实、和黄、长建及港灯,以及其子李泽楷所控制的盈拓和盈动,李氏父子所持公司的市值已逾一万一千亿元港币。

  加上市值达二千六百亿的香港电讯,李氏家族所控制的长和系市值,将接近港值的三分之一,足与当年的怡和系媲美。

  统率长和系资本帝国内外并举、纵横驰骋的李嘉诚,为了在未来的市场中分羹,李嘉诚潇洒自如地挥舞着资本魔棒,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而此次出击是透过旗下香港电灯(HK0006)来实现的。

  香港电灯已经收购国电公司旗下的中电飞华部分权益。中电飞华计划股票发行情况将根据市场调整,初步准备融资额5亿港币,公众持股数比例占25%。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是由国家电力公司国电通信中心、36家网省公司电力通信单位和国家电力公司下属全国性大公司合资组建的网络运营商。

  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股本人民币壹亿元整,主营增值电信业务。公司立足电力系统,对系统外积极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系统内全面提供电信服务。

  香港电灯创立于1889年,负责香港特区的发电及输配电力供应,香港电灯包括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国际有限公司及若干小型附属公司。香港电灯是香港上市公司。

  今年国电通信中心一连串大动作让吃一惊:国电通信中心控股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将于10月份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5亿港币;而李嘉诚为了内地电力市场,早就令港灯集团在国亚太电力市场迅猛地扩张布局。

  港灯在2001年底宣布,以7亿港元入股投资额达98亿港元的泰国电厂项目,跻身为该项目的最大股东,从而成为“长和系”逆市投资的最新战例。

  2002年6月,港灯与长江基建(HK1038)宣布成功联手投得澳洲维多利亚省的电力公司CitiPower,各占五成权益,作价十五亿五千五百万澳元(约六十七亿港元)。

  超人李嘉诚此次采取的是“曲线战略”,入股甚至控股中电飞华,即可以进入中国内地的电信市场,又可以进入电力市场,实在是“一箭双雕”。

  商场如战场,优胜劣败乃兵家常事。“反客为主”之计要求经商者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其做人方法就是客方钻空子插脚进去,掌握其对方首脑机关或要害部门,循序渐进,变客为主;或被动的一方,抓住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即在形势不利时,要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通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变被动为主动。

  “以弱制强”是李嘉诚极共擅长的一种与经营对手较量的战术,这样做的结果是:李嘉诚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反客为主。走向成功。

  在今天的商界,能够运用自如地打赢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也是屈指可数。比如美国巨型商业战争中的无法无天的海盗船长泰德。

  特纳,成功地运用中国和德国战略家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巧妙地运用的游击战术,运用迂回包抄的方式,把亚特兰大一家普通广告公司,变成了足以对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构成威胁的有线电视王国。

  再比如运用以少胜多战略战术,对付贝尔电话公司以至成为最终微笑者的MCI电话公司。不管怎样,善于审时度势的李嘉诚,却是打赢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役的高手之中的高手。

  在他商旅生涯的发迹史,可以说是一部以小博大的企业兼并史。李嘉诚做事从来不会兴之所至、仓促行事,他始终保持着汇百川而归大海的胸襟,致力于在不断地扩张兼并中建立长期的生意关系。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李嘉诚对其他在他看来是潜力深厚的公司,特别是外资公司所进行的一系列成功的袭击和吞并。

  在现今的商界里,并不是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必须无情、苛刻,或者残酷、奸诈。相反,那些为人诚实、举止得体、沉着稳重的企业家,往往都是取得最后成功的人。

  李嘉诚就是以这样沉稳的性格收购和记黄埔,打破英资门庭森严、唯我独尊的格局。不仅如此,对那些“行将就木”的企业,李嘉诚更有一手“起死回生”的本领。

  对这些资金周转不灵,负债累累,陷于破产边缘的企业,李嘉诚总是能以极小的代价,不断收购这些垂危但又庞大的企业,并且,他也的确具有“神医扁鹊”“妙手回春”的神力。和记黄埔就是一个铁证。

  1979年底,李嘉诚打下了他在20世纪的创业生涯中最成功、最动人、最值得骄傲、最漂亮的一仗。

  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李嘉诚,正在这里举行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会上,李嘉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记者都禁不住鼓起掌来,有一个记者问:“长江实业为什么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从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

  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身为华资财团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的李嘉诚,正式出任老牌英资洋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长江实业以6.93亿港元的资产,成功地控制了价值50亿港元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一如当时的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所无法理解时说的:

  而香港新闻界则更是轰动到极点,各报刊杂志纷纷用格外醒目的标题和内容。形容李嘉诚这次“蛇吞大象”式的成功收购,犹如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其石破天惊的能量,不仅轰动了整个香港,更是令狂升。

  其中,《信报》的经济评论中说: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黄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之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

  而《文汇报》则用大篇幅摘译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以“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为题,分析华资收购英资同中国经济改革联系的经济评论文章: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次,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香港华人企业家早已在英国人以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但只是随着中国贸易的自由化,他们才开始直接威胁到英国人的利益。

  包氏和李氏趁机利用港督麦理浩爵士所称的‘新的重要角色’,与北京政府成立合营企业。他们日益壮大的贸易王国,正在重订香港做生意的方式。

  世界在变化中,很自然行也要变。紧接着,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

  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李氏的中国关系明显地有助于他购得和黄的控制权。早在1975年,当和黄陷入重大困难时,汇丰向其提供财政援助,和黄则以22。4%的股票作回报,这家贸易行自此之后早已恢复财政健全。

  但当李氏向汇丰提出购买其持有的和黄股份时,汇丰所提供的特别优惠条件令英国人士大为吃惊。获多利的奚戴德说:汇丰对本地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十分敏感,并能随着时间前进。

  李氏这一着引起很多谣传,谣传说他与包氏会分别或联手向另一个目标包括置地下手。怡和主席纽璧坚说:毫无疑问,收购威胁是很实在的。

  怡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行动保护本身的置地,看来已排除近期被华人投资者收购的可能。纽璧坚说:如果你在河里游泳,不管是一条鳄鱼还是五条鳄鱼追着你都是一样的。

  其他大贸易行是否安全呢?不一定。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

  1981年长江实业成功收购、控制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顺利实现,不仅使长江实业因此成为声誉卓著的取得老牌英资财团控制权的首家华资财团,而李嘉诚也因此成为入主英资财团的首位华人。

  这次成功的收购兼并战,既是长江实业扩张发展的里程碑,又是英资财团地位开始下降,华资财团在香港经济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之劲旅的转折点。

  走为上,作为一个商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要懂得在适当的时收场,另起炉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另辟蹊径。

  在李嘉诚经商之计中包含着“走为上”,因为“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是李嘉诚经商的一大计。这就是“走为上”的经营法。

  香港的“地产大王”李嘉诚原先是“塑胶大王”。早年投资做塑胶花生意取得了成功,并且在欧亚占领了大量的市场。

  李嘉诚早在开发塑胶花之前,就预见到塑胶花迎合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只能风行一段时间。人类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

  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作为塑胶业的“大哥大”,自然还不愁市场问题。但是整个行业走下坡路,最后走向萎竭,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这样,竞争势必日益残酷。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响警钟。1972年,塑胶业的从业人员达到香港劳工总数的13.2%;塑胶企业达3359家。

  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欧洲北美的塑胶花已被扫地出门。国际塑胶花市场,正转移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

  李嘉诚深知长江在塑胶业的地位和信誉是无价之宝,因此,李嘉诚采取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让其自身发展。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价格由年初的每磅6角5仙到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元。

  本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为入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石油危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

  主要是本港的入口商利用业界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又由于炒家的介入,把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

  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转移到地产,收益颇丰,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整个事业,影响并不大。李嘉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

  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入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对方不予理睬。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很快达成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分配给股东厂家。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有惊人之举。他从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中,匀出12.43万磅,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

  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硬胶原胶,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盛极必衰,月盈必亏。”先父在世时,曾与李嘉诚谈论过道家的朴素辩证法。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增加到1900家,1972年则猛增到3359家。

  该行业的就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增加到1972年的13.2%。据估计,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长江拥有稳固的大客户,销路不成问题。可有不少塑胶花厂家销路不畅。竞争变得日益残酷,终将对长江产生不利影响。

  处于喜悦中的李嘉态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冷静地进行了分析:欧洲方面发现塑胶花市场有利可图时,必定会全力介入,那么欧洲地区生意就很可能被中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已出现鲜花将取代塑胶花的势头。于是李嘉诚毅然决定战略转移,逐步退出塑胶花市场,做起了前景看好的地产生意。

  当鲜花占领市场时,李嘉诚已在地产界稳稳地站住了脚。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是他蕴藏于心多年的抱负。

  如今,奸诈狡猾李嘉诚见风使舵,赚足了和香港的银子扬长而去,头也不回的奔向了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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